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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6日至8日，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北京成功举行。大会以“古典文明与现代世界”为主题，引发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古典史学作为古典文明留下的重要学术遗产，如何在现代世界继续启迪人类心智、激发文化活力，是当今历史学工作者应深入思考的问题。对于古典史学的学术价值、现代意义以及研究方法，都有待进一步的探索和讨论。

中西古典史学：古代世界最发达的史学传统

2011年，由丹尼尔·沃尔夫（Daniel Woolf）担任总主编的五卷本《牛津历史著作史》出版（中译本2021年出版）。在这部由多位国际学者共同参与编写的鸿篇巨制中，尤其引人关注的问题之一是对历史书写起源的重新认识。第一卷（“从开端到公元600年”）将古代近东、埃及、以色列、希腊、罗马、中国和印度等文明都作为相对独立的史学起源地区。这是对以往受欧洲中心论影响的史学起源说的否认，也是对近代西方形成的片面史学标准的修正。第一卷序言直言，采用这种编写方式是要“挑战以往那种狭隘的观念”。人类至少约有200万年的历史，而最早的文明（苏美尔文明、古埃及文明）出现在5000余年前。几大古老文明都拥有自己的文字系统，那些地区的先民们用它们进行各种形式的历史书写，例如宗教圣典、英雄史诗、王表、简约的编年史、国家条约、法典、神庙和王宫的档案、各种法令的铭文、商业上的合同与印章等，再加上大量图像（纪念碑、浮雕、绘画等）。因此，历史意识和历史书写的起源是多元的。各个古老民族以不同方式保存文明的记忆，传承各自的智慧和教益。它们都值得现代人类的珍视和研究，这代表着当今全球史学界的一种共识。

与此同时，《牛津历史著作史》第一卷的编者们明确指出，无论在现存著作的数量上，还是历史学作为一种独特体裁的程度上，中国文明和希腊—罗马文明“在古代世界拥有最发达的史学传统”。确实，在历史著作的丰富性、历史编撰的多样性、史学传统的延续性以及史学家的创造精神和专业素养等方面，中西古典史学在诸古代文明中都是最突出的。《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和希罗多德《历史》、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色诺芬《希腊史》、波利比乌斯《通史》、撒路斯特《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塔西佗《编年史》《历史》等典籍都早已成为史学典范，分别反映了中西文明所蕴藏的历史思维和精神境界。不仅如此，中国史学还是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史学研究的学习和模仿对象，而希腊—罗马史学则深刻影响了犹太史学、拜占庭史学，以及文艺复兴以降的近代西方史学。众多古老文明都遗留下了宝贵的古典遗产，而在历史学领域，中西古典史学无疑最值得研究和比较。

古典史学的学术价值和现代意义

中国古典史学和西方古典史学在历史书写和历史思维上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卡尔·雅斯贝尔斯指出，中国人、印度人、伊朗人、犹太人和希腊人是轴心民族，他们在轴心时代（约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完成了人类精神上的突破。其中，中国人和希腊人对于历史本身进行了最为深刻的反思，都试图通过理性方式对历史真相和背后的人性动机进行考察与评判。这两种最具影响力的历史书写传统和历史思维模式各自如何产生，以及与其他古代文明的历史意识和历史表述有哪些差别，都有待更为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总之，古典史学研究对加强和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具有突出的学术价值。

古典史学典籍既是古典文明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也具有透视人类社会普遍规律的恒久价值，理应成为审视和理解现代世界的知识基础和反思视角。例如，对于“欧洲中心论”“西方中心论”以及从古至今形形色色的各类“中心论”，都是其地域、时代和阶级的局限造成的。回顾希罗多德对希腊人与波斯人战争的记述，有助于我们理解“文明冲突论”在当今世界甚嚣尘上背后的历史基础。吴于廑在评论希罗多德和司马迁的历史观念时曾说：“一个西方的历史之父为其已知世界所写的《历史》，一个中国的历史之父为其已知‘天下’所写的《史记》，其内容都有主从之分，中心与外围之分。本族是中心、主体，异族是外围、附从，而中心又必然是优于外围的。……希罗多德和司马迁在历史学上的业绩，光彩四溢，谁也掩盖不了。他们的局限，是时代和他们所属的阶级造成的，是不能避免的。”而在大历史观的视野下，“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反思古典史学所留下的某些范式特征和局限，才更能体会为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能够超越古往今来各种片面的“中心论”和唯心主义历史观。

又如，在国际关系领域，“修昔底德陷阱”的提出，本质上是西方二元对立思维和强权政治逻辑的再次显现。当前，美国学术界和政界选择《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以阐述其对国际格局的看法，借助修昔底德对雅典—斯巴达的冲突叙事和对强权政治的分析以维持自身的霸权主义话语体系。这种对古希腊史带有强烈政治意味的解读，说明西方意识形态深刻影响着学术话语和学术活动。因此，我们应对西方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其他古典史学著作的各种表述和论断加以鉴别。不能人云亦云，落入西方话语体系的陷阱。

现代学术视野下的古典史学研究

2012年，当格雷厄姆·艾利森正式提出映射当代中美关系的“修昔底德陷阱”概念时，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修昔底德与现代世界：从文艺复兴至今的接受史、再阐释与影响》一书。该书前言称：“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对现代史学、政治理论、国际关系和战略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但这种影响从未得到适当的研究。”十余年过去了，越来越多领域的学者意识到以修昔底德为代表的古典史学对于现代世界的重要性。时至今日，古典史学对现代世界的影响已经成为多个学科研究的对象。笔者以为，在众多学科之中，古典接受史和比较研究的学术方法最有可能为古典史学带来新的突破。

古典接受史日益成为研究热点。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大量运用接受理论研究西方古典学问的传承、演变与影响。他们已将视野扩展到非西方地区的古典接受史。2018年，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出版由中、日、韩与欧美多国学者共同合作编写的《古希腊、罗马文明在东亚的接受史》，在国际古典学领域引起较大反响。在古典文学领域，中国学者早已借鉴接受理论，进行了许多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接受史研究。而对于古典史学研究，中国学者也完全可以借鉴接受理论和欧美已有的古典接受史研究，在中国视角和中国立场上，展开对中西古典史学接受史的进一步研究。西方古典史学如何塑造现代西方思维，中国古典史学所含有的“天人合一”“天道循环”的思想又如何启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应是新时代古典接受史研究的根本旨趣。

同样，比较研究方兴未艾。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西古典史学比较一直是长盛不衰的研究话题。如今，学者们已经从简单的历史文本比较深入到对历史思维和文明理性的探讨之中。例如，刘家和对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理论做出回应。他指出，中西古典文明具有不同类型的理性，植根于中国文明的是历史理性和道德理性，中国史家秉持着理性精神。而德国古典学者穆启乐在《古代希腊罗马和古代中国史学：比较视野下的探究》（2018年）中则详细比较了“司马迁和他的西方同行”，对中国、希腊和罗马史学家的历史书写范式进行了剖析。他们的分析都能激发学者们更多的思考和讨论。总之，通过比较中西古典史学，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中西两种现代化所蕴藏的不同文明基因，才能拓宽自己的学术视野，构建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古典文明研究中心主任）

原报道阅读链接：【中国社会科学报】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504/t20250424_5870619.shtml